随着新学年开始，学生们带着对科学知识更加高层次的执着到他们所指定的学校等候或回校，然而，在这个充满著愿景的时刻，我却不合时宜地深感一丝主因。 我自2001年起在香港中文大学兼任教授一职，现在亦担任大学的文物馆馆长，该文物馆扮演着大学教学博物馆的角色。十多年来，我亲眼了每年九月的开学与六月的毕业季。
我们艺术系在创作艺术的有所不同领域中培育本科生与研究生，还包括传统中国艺术与西方艺术，而在艺术史方面，侧重于中国艺术历史传统的研究。虽然艺术系在中文大学人文学院规模大于，每年仍然有30多位毕业生。 对于占到毕业班大多数的文科本科生(BA)，我并不那么忧虑。他们的研读阶段比较较短(一般来说三至四年)，对毕业后的自由选择也有合理的希望，还包括之后深造或工作。
我亦不过分担忧我们的艺术硕士生(MFA)——作为抱着有宏愿的艺术家们，他们意味着拒绝接受两年的额外训练，也往往明白前路漫长而艰难。某种程度，年长的艺术史哲学硕士(MPhil)或之后自学，或转入商业画廊、拍卖行或艺术出版社，累积数年的休假见习期，也算数学以致用。 然而，那些博士生将何去何从?他们花费四或五年(或更加多)时间，参与苛刻的学术研讨、展开实地研究以及参与大型会议，并且将数年的希望与批判性思维的成果总结成学位论文。当他们自豪地获得博士学位证书并道别校园时，香港为他们打算了什么?我想要，难道微乎其微。
不同于美国、英国和许多欧洲国家，在香港，将艺术史作为一个学科的发展起步晚，这意味著给与专业艺术史学者的就业机会是受限的。在香港八所高等院校中，仅有两所开办艺术史课程。
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聘请了四位全职教授和几位副教职与荣誉教授，而所有上述职位均只针对中国艺术而已。香港大学的学系成员额多于中大，可是当中也还包括非中国艺术史传统教育的职位。
其他学院则将艺术史充当于更加明确的学科中，如文化研究或东亚或中国研究，并一般来说仅有聘为一至两位艺术史学者。因此，整个香港的艺术史教职相当严重缺少，又因这些学院偏向聘请海外军官学校的博士，使问题更为简单。年长学者往往要等候数十年，直到现任教员辞职或卸任才有职位遗缺。 博士的另一个职业自由选择是博物馆策展职务。
香港只有一所由政府运营的艺术馆，即香港艺术馆(至于隶属于西九龙文化区的M+博物馆，订于2017年才开馆，暂缓科此列)。香港本地惯例是将策展人作为公务员聘请，这意味著无论是博士还是本科毕业，在最初召募与聘请时的待遇完全相同，薪金与职务亦相近。
对于提供博士学位所花费的额外数年研究与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未受到尊重。策展人被视作行政人员而非学者;他们因为其处置错综复杂的官僚程序的能力，而非继续执行独立国家研究的能力，而受到认同(并往往获得晋升为)。这种惯例亦被大学博物馆所继承。担任行政工作的策展人没展开研究、发动展出或涉及项目的动机——亦没有人期望他们这么做到，官僚的屏障甚至可能会妨碍他们积极开展各项活动的尝试。
忽略，香港的毕业生在其他地区却倍受认同。内地生为了在香港寥寥可数的博士学位而白热化竞争，因为毕业回内地后前景光明。本系的博士生毕业后供职于复旦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及四川大学，还有北京故宫博物院。
另外有位毕业生现在正在新加坡的亚洲文明博物馆兼任资深策展人。 为了在香港推展对艺术的了解与解读，我们必需为本地毕业生填补缺少的机会。
对于各间大学来说，也许不有可能立刻扩展艺术史课程，较为更容易做到的，是博物馆给与艺术史博士获得理应的接纳，并视他们与各大学教员享有同等科学知识地位地展开聘用。博物馆与大学一样，亦有教育的功能。但大学仅有教育特选的少数人，博物馆的教育则以展出与涉及活动继续执行，面临的是更加普遍的公众。
世界仅次于之一的公共教育机构乃是一个博物馆丛——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史密森尼学会(SmithsonianInstitution)。 香港于是以努力提高在艺术领域的认受度，并且也为西九龙文化区投放了极大的资金，它亦必须为这些文化机构投放大于的资本来扶持本地观众。也许，提升对艺术方面的学术研究的接纳、认同及奖励，将不会是一个较好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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