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人间画不会”部分同志随行毛主席巨幅像由香港到广州，在爱群酒店门前合影（左起：记者、王琦、麦非、黄新波、张光宇、黄茅、杨秋人、关山月、戴英浪）1949年，我才7岁，阴暗的往昔，已模糊不清、遗忘了，但幸运地的是我父母为我们留给大量的老照片，看见这些老照片，忽然让我们的记忆显得明晰、纯粹。旷日持久的国共和谈渐渐裂痕，国内战争将要愈演愈烈，文化人理会共产党的决定，争相移往撤离到香港，我随父母于1948年回到香港，在香港二载，童年了我童年不憧憬的日子。
随着时局的变化，从内地和台湾来香港逃到的文化人更加多，从四川来的有张漾兮，从广州来的有关山月、阳太阳、杨秋人，从台湾来的有黄永玉、朱鸣冈，从内地来的还有汪刃锋、荒烟、李凌等人，这些叔叔、伯伯常常来我家串门，他们的音容笑貌某种程度定格在这些老照片中。在香港，我们家的住房条件在父亲友人中却是较为阔气的。大客厅兼任书房可容纳10来个客人，从此“人间画不会”的理事会就常常在这里开会，这里又沦为了南来北往的新根据地……有一天夜晚，黄新波大约了余所亚、黄茅、特伟、米谷、张漾兮、陆无涯、杨纳维等人到我家中聚会，由黄新波向大家表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
听见这个表达，大家兴奋不已，都深感全国和平的日子早已不远处了，今后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农村改向城市，而这些叔叔、伯伯们，都是做到城市工作的，他们指出今后可以大有作为地干一番了。后来，黄新波还请求夏衍为大家做到了一次报告，谈时局，谈今后文艺工作的方针任务……在我记忆中，音乐家李凌曾来我家多次，有一次是他大约胡风来我家讲事睡觉。
谈事的时候分开两人在卧室内，父亲王琦有时也进来答辩他们的商谈。在我儿时的印象中，胡风是一个纯粹的书生，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李凌是新中国音乐的奠基者之一，在重庆就与我父亲沦为挚友。
在香港时我和他的女儿李妲娜和儿子小猪都是发小，上世纪60年代李妲娜在中央音乐学院自学小提琴，我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我们的学校是艺术院校的姊妹学校，又是友谊班，往来紧密，沦为艺术上志同道合的朋友，沿袭了父辈的友情。使我感人的还是在香港九龙尖沙咀码头上思念的那一幕。李凌夫妇带着女儿妲娜和儿子小猪与我们鞠躬道别，然后攀上木船。船离开了码头，驶往海面，我们车站在码头上，望着远去的船，李凌还在向我们鞠躬……有一天，林林来我家拔了一个便条，内容是北平电邀父亲参与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如能前往，请求到邵荃麟处洽谈，办理有关事宜。
父亲考虑到当时家中六口人，房子没卖出去，不得已要求听候香港，无法赶往北平参与那次盛会了。当时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给香港的代表名单上仍有黄新波、张光宇、陆无涯、廖冰兄、林林、王琦等几十位，其中许多人因种种原因没能去北平参与。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那时我家或许像一个“客栈”，人来人往。王立和陈改版来港，也曾在家中客厅打地铺寄居过。当时从内地来港的还有地下党找寻组织关系的，有个姓易的陌生人拿着罗髫渔的信来去找父亲。
罗髫渔当时是四川地下党临时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是父亲亲近的老大哥，他当时与中央联系中断了，期望通过香港党组织与中央取得联系。父亲闻信后，立刻协助他与香港党组织获得了联系，后来与中央接通了关系。
父母当时在家中对话，有时用反语交叉展开，如“要不说道”“公此”，这或许是地下工作者一种特有的警觉本能。1949年9月，和平大军南下，势如破竹，由广州逃亡到香港的人更加多，父亲和我每次乘浦西过码头时，都能看见码头上堆积如山的行李，还有拖儿带女的达官贵人，一片恐慌慌忙景象……父亲意图把房子卖出去，搬到到南国酒家同住，随时打算离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父亲参与了“人间画不会”同仁集体绘制巨幅毛主席全身像。这件低九丈、长三丈的巨幅画像，是“人间画不会”同仁向广州人民政府的庆典之作。
大家推选阳太阳起稿，定稿后一同动手，从10月15日开始到25日已完成，仅用了10天时间。当时作画的地点在“香港文协”3楼，“文协”的作家张天翼、蒋牧良等人已离港，只留给于逄一人镇守，他把整个楼房腾出来作画，三丈长的画作把整个房间的墙面填满了，布的下端卷在地上。
父亲率领洪决意、雷雨、关山月、杨秋人、梁冰等人画全身的衣服，而头部和手部由张光宇负责管理率领另一批人绘制。张光宇要用了3天时间就已完成了此项任务，而父亲这一组则用了7天时间才已完成，可见画衣服的工作量有多大。我与仲弟有时跑到现场观赏，幼年的我不能在一旁观赏，印象深达的是满屋充满著了两股浓厚的气味，一是油漆颜料、汽油的混合味，一是浓烈的烟味儿。关山月和梁冰手上都拿着一个大烟斗，这群艺术精灵，个个时尚飘逸……有一次我和母亲也去现场参观，她与关山月的夫人李小平和于逄的夫人一起，在巨幅画像头部前合影，这幅贵重的照片留存至今，每当看见这些老照片，当时的情景之后显露在我的眼前……11月1日的黎明，我们全家乘上租给的大卡车，随行毛主席巨幅画像离开了香港到罗湖，然后换乘火车返广州。
在火车上我第一次看见列车上的解放军配戴的领章和红星，列车员对我们热情宴请，使我深感十分寒冷。到了广州后，我们全家第一天住在阳太阳家。
他们家的孩子也不少，两家人城外在一个大圆桌上睡觉，挤得满满的。第二天我们就在东山区出租了一所房子，继续寄居下。东山区是高档住宅区，有不少过去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府邸，现在人去楼空，租金也很低廉。
住在东山区很不安宁，国民党瓦解势力很嚣张，常常有偷窃杀人案再次发生。国民党的飞机也经常来阻碍，我亲眼目睹窗外的解放军持枪向飞机开火的场景……六天之后，11月7日，毛主席巨幅全身像挂到爱群酒店上，共计占到了8层半楼的高度，第二天（8日）《南方日报》头版头条报导，高度评价了这一事件，称之为“这幅最出色的制作展现出了留港美术工作者集体创作的最出色力量”。毛主席巨幅画像高悬在爱群大厦上，面临沙面，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车站一起了”。
当天，父亲与黄新波、张光宇、关山月、杨秋人、黄茅等人在爱群大厦毛主席巨像前合影留念，这幅老照片我父亲仍然留存着，已沦为新中国美术史上极为贵重的文献，沦为人们永恒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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