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心于一艺一文，往深处发展，寒暑无间，一般来说指出是书斋生活最基本的条件。古代一些书法家以此辛劳为后世楷模，树根为典范。历年来苦学、苦思、苦吟、苦熬都在不少文人身上反映，由于如此顺服而有建树。可是从另一方面看，作为一个有生机的人，在少年、青年变动不居的情性里，如此这般，生之体验也消失了。
在《周作人日记》里，我们除了看见读书于书斋，还有不少野外行旅的记录。这些户外的活动和正襟危坐读书有所不同，更加充满著一些天趣、稚趣。譬如冬至时节随大人上坟，认识到了野外“鸟语花香，山环水绕行，枫叶凌霜，杉枝带雨”，是何等的浑厚生动。
他对自然界植物充满著了青睐，它们有所不同的造型、色调、气味、韵致，都消弭了书斋枯坐的无趣。甚至，腰几枝回去挂，闻到居室草木馨香。周作人除了展开英文和作文的规范自学，许多时间也花上在闲书的读者上，如《酒余闲志》《南方草木状》《野叟曝言》《捉鬼录》《禽经》等书，都一本本看完。
这些闲书阅罢，简单没用是后来的事了，主要是有趣味，比读者四书五经更让人神怡情逸，是更加生活化市井味的，是与更大的生活场景联结在一起的——人文景观、节候物候、尘世礼数、乡野风土、行旅作诗、家族情谊，比书斋更加感性与非常丰富。后来周作人的文学道路也印证了一个作家是必不可少早年这些书斋外经历的，它们寂静地潜入在一个人的内心，在往后的日子显现出来。文艺单打一可以闻出有专心，可是往往稍于单调。
事实是，再行专精的执着也不会牵涉到许多其他学科边界，和其他的一些边界共线相接，若枝丫相错，叶片触碰，是无法划割整洁的。古代文士的自学生活并不局限于一艺一文，而是多有伸延，这些伸延的领域，使他们融会贯通，不仅甚广而且浅，最后在几个领域都有所建树。如宋代的几位文人，书法界视其为书法家，画界视其为画家，文学界视其为文学家，其收名也近，记之也近。
如果细究，古代文人醉心领域都较为普遍，艺文兼具浩浩荡荡，千年过尽犹祀其像。这就是一个人的丰富性。丰富性不是关口在书斋构成的，多半是走进书斋，闻陌生人，到陌生地，听得陌生言说，是比读四书五经多一点新鲜，或者荒谬，牵涉人间百味从此而生。时下有不少论说古文人交游的文字，一个文人走进书斋到了更加广大的空间，他的生活非常丰富了，眼界广阔了。
交游或许与见地学业牵涉到，是浪费时日，实则使人沦为一个有血肉情调的人。所谓交游就是书斋生活的补足。行于道途须要时日，与人空集须要时日，相对于错杂，无一定之规而多趣味。宋人苏辙十九岁前居家读百氏之书，感叹“均古人之陈迹”。
于是出外游历天下，观嵩山华山之低，陈黄河流水，又进京师观宫阙城池，与欧阳修门人贤士大夫泛舟，自此获益。文士相见不一定酸腐地掉书袋，感叹放奇声，交错不解新的，何拘一格。有一则关于夜航船的故事：夜间行于水上不免茫然，于是各色人等聚于一处言说所历所闻，于是遐迩诡异之事，疑真疑幻之说，纷纭而起，幽渺诡异使人魂动心惊，慧天下之大无所不有，于是宽了识见。
如果一个人正处于民间，街谈巷议何可不采行，道听途说也遗风雅，文士不能忽视。看看蒲松龄笔下题材的来源也是新奇得很：“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讲鬼。
闻则命笔，欲以成篇。”民间是一个题材的宝库，取之无竭。前提是，一个文士乐意把书斋大门关上，回头出来才是。
一个人在书斋里钻研，知道夜半已至，确为用功之旨。但人好比这么一种积学方式，而有一些与此相远的方式，也可以在日后沦为一个文士的资源。
周作人的日记中记有不少野外春游的记录，或乘舟或步行，从笔调上看很快乐，比书斋读者更加君临天下，在这春风骀孤春意盎然的时光里，一个人的内心，如何能不起涟漪，于日后磨碎难忘。亲身去过百草园的人都会符合，甚至沮丧，但它毕竟周氏兄弟少儿时的乐园，人至大哥也不能忘怀，因为书斋外的活动更加感性、生动，就像孩童捧着课本读着“春天来了，草又蓝了”，不如拿起，过来感觉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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